对交强险而言，产品的价格降低了，如果假设保险标的的数量不变，则总保费收入将降低。另一方面，虽然交强险要求强制投保，但仍然有一部分车游离于保险保障之外，其原因除了一些车主法制意识和风险意识淡薄外，价格比较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价格降低，有助于提高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会激发一部分原来没有投保的车主参加交强险。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交强险覆盖率的提高主要还是取决于强制的“力度”以及保证强制执行手段的权威性。

　　对商业三责险而言，价格降低，这显然不利于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增长。而需求量则面临不确定性。一方面，在责任险限额内，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替代品”，二者具有替代效应；而在超过责任限额部分，二者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互补品”，相互补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提高的情况下，两种效应都将发挥作用。

　　一方面将产生替代效应，即交强险的责任限额提高，原来购买责任限额在6万-12.2万元之间的商业三责险的需求将消失，他们或者购买责任限额在12.2万元以上的商业三责险，或者不再购买任何商业三责险。另一方面，互补效应也将发挥作用，因为即便交强险的责任限额有较大的提高，但和目前发生交通事故伤亡所带来的赔付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对于大部分具有支付能力的车主而言，仍然会选择投保商业三责险。特别是由于商业三责险费率做相应的下调，这显然有利于进一步拉动需求。

　　对经营效益的影响

　　对商业三责险而言，理论上其费率的调整将不会对该险种的经营效益产生影响。因为保险费率的高低（主要指纯费率部分）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风险责任的大小。交强险的责任限额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商业三责险的免赔额做了同等程度的提高，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责任变小了，因此，费率下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果考虑到商业三责险费率降低对需求的影响，则总经营效益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

　　对交强险而言，责任限额和费率的双重调整显然会对其经营效益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原来存在利润空间的情况下，为了贯彻“不盈不亏”的原则，对交强险进行调整非常必要。但如何确定调整范围、调整幅度等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调整范围上，此次责任限额和费率调整其实是“一刀切”，这显然有悖于保险业的经营规律。我们了解到，在调整之前，有些类型的车辆（如营运车辆）的赔付率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车，如果“一刀切”地调整责任限额和费率，则使得交强险的被保险人之间的“交叉补贴”现象更为严重，这既有损于被保险人之间的相对公平，也不利于为谨慎驾驶者提供正向的利益诱导机制。

　　在调整幅度上，由于缺乏更为详细的资料，我们无法评论其合理性。但笔者坚持认为，调整的原则应该是：一方面，保险公司不能在“不盈不亏”面纱下攫取“另类利润”；另一方面，也应该尊重保险公司合理的利润诉求。既然交强险实行商业化运作，保险公司就理应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只有这样，交强险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否则，一旦交强险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亏损，市场机制和规律终将发挥作用，保险公司是盈利性的商业组织，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其只尽政治义务。

　　值得指出的是，调整的幅度在实践中似乎非常难以把握，但经济学的鼻祖斯密早已告诉我们，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可以毫不费力地实现我们想要达到、但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那就是对交强险实行真正的商业化运作，监管部门可以只规定最低的责任限额和保障范围，让保险公司自由定价和竞争，市场机制既会让保险公司实现社会平均利润，也会把保险公司的利润不断往下拉，消费者可以以最小的保费支出获得最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