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激进的投资策略使平安在牛市的投资收益率超过14％，然而熊市以来，权益投资使其2008年中期利润减少了187.6亿元，财险偿付能力充足率从181.6％降至111.8％，寿险偿付能力充足率从287.9％降至121.3％。按照保监会规定，实际资本与最低资本之比低于150％的公司属于重点监控的保险公司。结果导致大股东不得不对平安人寿注资，不久前对其新增资金200亿元，使其注册资本变更为238亿元。

　　杜丽虹认为，像平安这样一家综合性的保险公司，一定要保持承保业务持续盈利，在此基础上再扩张规模。即使承保业务有亏损，也要尽可能地保证较低的承保成本，不能指望用投资获取的收益来提高整体公司的利润水平。但这恰恰是平安、甚至几乎是中国所有保险公司都未做到的——现实反而是，靠不停地降低保费（平安的综合成本率由2005年的96.9％上升至2008年中期的110.3％）来扩大规模，靠股东持续注钱以保证资本金和偿付充足率。

    2008年初，平安曾提出千亿再融资计划，由于股价一路狂跌，增发计划搁浅。现在看来，幸好没能实现，否则反而有可能会促使平安的投资战略在错误的方向上不断加速奔向深渊。

　　幸运的是，熊市的亏损让平安也开始意识到了转型的重要性。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平安狠抓保险主业，目前其资产配置结构已经调整到债券占比70％-80％，与国外寿险公司的配置结构比较接近。

　　同时，平安也开始将资产投资的目标由国外转向国内市场。投资富通的失败清楚地说明，平安投资于一个多元化的保险集团，相当于变相地、间接地投入到了一个金融衍生品领域，并且也没有搞清楚富通的这些业务。而此案最大的尴尬则在于，自始至终，平安在富通的所有决策中完全没有影响力，最后也是靠小股东联名上告比利时政府，平安才得到暂时翻盘的机会。

　　现在，平安的海外收购和国际化不得不暂停。事实上，海外扩张确实可以发挥扩大规模、分散风险的作用。比如美国最大的保险集团AIG，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全球化扩张的道路，到今天它的寿险业务在本土的比例只占20％，另外70％-80％都来自于其它国家。杜丽虹认为，如果能够通过分散在单一地区的风险、达到提高稳定性和保险业务盈利能力的目的，国际化是可以考虑的。她同时建议，平安最好是去收购纯粹的保险公司，规模可大可小，但需要有一定的控制力。

　　其实从很多方面来比较，AIG和平安都很相似：AIG在本土的业务是财险突出，平安最初也是财险起家；两家公司现在都发展成为多元化的综合型保险集团；都是喜欢“创新”的公司。恰是后两点，使AIG较早地介入到衍生品领域，它在这次危机中的主要损失来自于子公司AIGFP出售的CDS产品，该产品为抵押贷款债券提供信用担保合约。对于致力于继续打造金融控股集团的平安来讲，AIG的教训同样有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