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经济政策下，政府减少对刘鸿生企业的贷款，改由四大家族投资，刘鸿生实际上成了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架空的总经理。”整个抗战时期，刘鸿生直接或间接投资后方各省的企业有18家，投资总额近千万元。但他在一片空地上创建起来的刘氏企业，不断遭到官僚资本的侵吞，“每一次增资，刘家的资本就被削弱一次”，各个工厂公司的董事长都由这几家的要人担任，结果“我们刘家的所有资产等于白白奉送给他们，我们将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我这个总经理变成了他们的小伙计了”。到1945年，这18家企业中，官股已占总股份的4/5，私股只剩下1/5，真令人有“为谁辛苦为谁忙”之叹。

　　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刘鸿生艰难恢复、重整原有的企业，并有所扩展，但在外货大量倾销、恶性通货膨胀、金圆券巧取豪夺中，刘鸿生悲观绝望地看着所属的工业企业陷于停工与减产，而被迫走上了商业投机之路。1948年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蒋经国跑到上海“打老虎”，强迫刘鸿生将黄金800条，美钞230万元和银元数千元换成金圆券，到头来变成一捆废纸。

　　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结束了，国民党政权行将覆亡。作为一个国共双方都了解的民族资本家，何去何从，刘鸿生彷徨、苦恼、害怕。他一度想赴台、去港，但举棋未定，不敢贸然行事。

　　他的六子刘念悌(即刘公诚，在抗战时奔赴延安，当年刘鸿生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曾秘密资助5000元，刘念悌用来筹建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刘家讨论紧急应变的“家庭会议”上，一再劝说父亲坚定信心，把企业留下来，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不必怀疑疑虑。但在刘家，念悌是小兄弟，人微言轻。他的意见得不到重视。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随后，新华社的一则广播传到了刘家：“请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军保证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保护刘氏所有工矿企业，保证刘先生全家人身安全……”刘鸿生感触颇深，权衡利害，决定留在上海看局势，但是刘公馆已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上海社会局长陈保泰每隔1小时与刘鸿生通一次电话。眼看危险已迫在眉睫，刘家人正欲以心脏病发作为由把他藏往中山医院时，陈保泰带着武装上门了。“汤总司令有请，蒋总统已派来专机，请刘老先生飞广州，参加紧急会议，共商国是。”不由分说被架走了。刘鸿生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