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日伪和蒋宋的巧取豪夺，

　　刘氏企业日薄西山

　　览尽春光日，盛极而衰时，高速扩张蕴含着危机。1933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百业萧条，许多企业倒闭，刘氏企业也大多陷于衰退，由于扩张过度，资金吃紧，进退唯谷。刘鸿生在给长子刘念仁的英文信中说：“我的各项企业，同其他企业一样，也遭受很大损失。”“今年已经是够坏了，但是，根据我的观察，1934年比今年要更坏。”“我敢说，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经济方面没有一样能使我乐观。我们确实是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丝毫不知道这个黑暗路程何时能够走完。为了在危机下挣扎，我不得不更加尽力来经营我的各项事业。因此，我感到用脑过度、精疲力竭，而迫切需要我的儿子们的帮助。”到1935年、1936年，逼索欠债和存款的纷至沓来，四面楚歌，他穷于应付，刘氏企业集团岌岌可危，大有倒闭之势。包括他企业内的亲信部下、亲属都纷纷把存款改为借款，索要多出10倍的抵押品。这是他创业十五六年以来遭遇最大的一次危机。

　　就在此时（1936年2月），宋子文想趁机吃掉刘氏的全部企业，派刘攻芸找他，建议组织大托拉斯持股公司，把他的所有企业集中起来经营，宋家的资本可以支持他。当时刘鸿生处境极为艰难，口头上勉强同意了。捱到下半年，市场开始好转，此事当然作罢。

　　刘鸿生宏大的托拉斯计划由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而彻底破灭。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氏企业因大多在上海租界外，被日军占领。刘鸿生毅然担当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市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和上海市抗日救国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的重任，负责救济物资的募集和调度，还叫几个儿子刘念智、刘念孝、刘念忠协助办理伤员救护工作，表现出有良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1938年，日本军部代表威逼利诱刘鸿生出任伪上海市商会会长。刘鸿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同患难、共命运的道路。无法在上海立足了，便在6月的一个冬夜，乔装登上英商太古轮，远走香港。刘氏在沪产业遂被日军以“敌产”接管，财产损失超过1000万元。刘在香港略作休整，就亲赴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四川等地考察，准备投资设厂，重振旗鼓。

　　当时西南大后方经济异常落后，物资匮乏，急需能人来打开工业生产局面，蒋介石亲自召见刘鸿生，希望他主持建立后方工业基地，并向刘鸿生承诺，“我保证偿还你损失的1000万元，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和专业人才，要钱给钱，要原料